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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孩子剧团的抗日小战士

  • 2019-11-30 09:09
  • 戏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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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孩子剧团的抗日小战士

时间:2017年05月2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丁 静 (丁莉莉)

我是孩子剧团的抗日小战士

谨以此文纪念孩子剧团成立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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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静(丁莉莉)在2015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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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莉莉1941年参加演出《战斗的女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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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宁夏演出《迷途的羔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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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孩子剧团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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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莎娱乐app,1938年丁莉莉(左)参演独幕话剧《秋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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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夏孩子剧团在四川忠县做宣传(前面扛旗者为丁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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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重庆市郊土主场河坝,孩子剧团清晨练音、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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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孩子剧团在四川重庆演出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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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丁莉莉参演话剧《战斗的女性》剧照。左起:耿震、秦怡、丁莉莉、李健、李纬、陈璐、□□、舒绣文、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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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剧团活动线路图(1937年9月-194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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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胡耀邦同志为《孩子剧团回忆录》题词

  抗日烽火里的“奇花”——孩子剧团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也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孩子剧团成立80周年。当年孩子剧团的少年儿童们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日”的决心,成为抗日烽火中的“奇花”。孩子剧团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1937年8月1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之际,先后逃难到原霞飞路恩派亚电影院难民收容所(现为淮海路嵩山电影院)的沪东战区临青学校的一部分中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内学习和宣传抗日,还走上街头演讲、唱歌、演戏,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也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8月下旬,上海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决定将这些儿童组织起来,发起成立“孩子剧团”,由党员吴新稼主持工作。9月3日,孩子剧团成立。选出干事会,发表了《孩子剧团宣言》,谱写了《孩子剧团团歌》,制定了《孩子剧团公约》。孩子剧团开始活跃在上海街头以及各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一些学校、工厂,为广大市民、受伤抗日将士和难民们演戏、唱歌、演讲,并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在保卫大上海运动中张贴抗日标语、组织募捐等,受到欢迎与爱护。

  1937年11月12日,日寇占领上海,孩子剧团撤离大上海往武汉进发。从上海出发22人的队伍往扬州过徐州一路宣传至郑州再南下,于1938年1月10日来到武汉,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想要强行收编孩子剧团归其领导,在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同志的关怀帮助下,孩子剧团归属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后来抗战形势发生变化,孩子剧团于8月中旬离开武汉往长沙方向前进,10月下旬至长沙。随着日寇逼近长沙,孩子剧团又继续南行至桂林。在这期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委派蔡家桂任孩子剧团政治指导员,郑君里任艺术指导员,同时改组党支部。12月28日,孩子剧团离开桂林经柳州往贵阳出发,12月31日抵达贵阳。1939年1月6日,孩子剧团向当时的陪都山城重庆进发,于1月8日到达重庆。抵达重庆后,更是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随后就在重庆开始了各种抗日宣传等社会活动……

  九岁的我在重庆参加了孩子剧团

  当时只有9岁生于上海的我和家人怎么会来到山城重庆,这说来话长。

  我母亲丁月秋1926年从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为生活到处奔波,1929年6月我出生后,经历了父亲柯仲平因地下工作被捕入狱以及随后的营救等待其出狱,后来父亲离我们母女而去,母亲又与尚钺成家,从此在我的生活里多了位继父。生活如此变故,但作为云南五四运动时期“三女杰”之一的母亲并未被磨去斗争性格。爱国之心十分强烈的她,在日寇大举入侵祖国的危难关头热血沸腾地毅然离开了当时在宁夏安逸的教书生活,于1938年春带领一家人离开宁夏南下武汉,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

  母亲在宁夏省立女中教书时我读附小三年级。我家有本《大家唱》歌本,母亲便拿它教我唱歌,聂耳的歌好听又好唱我会的最多,首先学会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音乐家黎锦晖的儿童歌曲《可怜的秋香》《小画家》一学就会。母亲在学校作为导演为我们排演了《迷途的羔羊》《万里寻兄记》等,我在《万里寻兄记》中扮演妹妹,在《迷途的羔羊》中扮演孤儿,有的歌至今还会哼唱,“叫你读书/偏贪游戏/儿不争气/母亲着急/孩儿呀/叫我读书/真要我的命/我看不清/我记不明/母亲呀/这本‘千字文’/那本‘百家姓’/糊里糊涂/好不伤心/母亲呀!/你尽淘气,你尽顽皮/你叫母亲怎不着急/孩儿呀/我的孩儿呀”……1937年秋,宁夏抗敌后援会要求各校组织宣传队去各县宣传抗日,宁夏女中组队演出了《秋阳》《回春曲》反响很好。母亲导演了独幕话剧《秋阳》,在剧里母亲饰演游击队长的妻子,我演他们的儿子小黑子。小黑子经不起汉奸一只怀表的引诱把躲在稻草垛里的游击队伤员给出卖了,等到父母打仗回来发现受伤的队员被儿子出卖,父亲怒火中烧、大义灭亲把自己的儿子亲手枪毙了。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到武汉后,母亲在武汉国民党军政部军医署52后方医院工作。当时正逢台儿庄大捷,武汉全市沸腾游行欢呼庆祝,看到游行队伍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他们演戏、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我真羡慕啊,得知他们是从上海战区来的,我太想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了。但是母亲此时正大腹便便,很快要生妹妹了,我只有把参加孩子剧团这事暂时放下了。随着时局变化,日本鬼子快要打到武汉了,我们只好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四川万县,下船后跟着人群住进一个四周已被日本飞机轰炸得只剩一幢空楼房的大屋子,大家把行李打开睡在地板上,没两天,有亲朋的都投亲访友陆续搬走,只剩下我们和另外一家人,到了晚上十分害怕。母亲要生孩子了,按当地人习俗不给租房住,母亲只得住进医院,我就自己照顾自己,妹妹出生后,母亲产后大病一场。最要命的是我们盘缠不多了,又暂时无生活来源,需要去找份工作,在翻阅报纸找工作时看到万县抗敌后援会“响雪剧团”在招演员,母亲马上去应试并被录取。这期间演出了《古城的怒吼》《前夜》《秋阳》等话剧,母亲在其中扮演了多个角色,特别是在《古城的怒吼》中,她分别扮演了一个被日本兵强奸迫害疯了的女人和一个佣人,台词虽不多但演得很出色,我也因为在剧中扮演孩子的角色而得到锻炼。母亲因在剧中的出色表演被一位当地报纸记者采访,这位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我们的生活困境后,帮母亲介绍了环城小学相当于“半个教师”的职位。母亲有了这半份薪水我们才得以安定下来,才不至于一把空心菜叶和杆分吃两顿,妹妹才不会经常饿得半夜乱叫了。业余时间母亲带着我继续参加剧团的排练。继父的孩子尚琪哥哥(后改名尚嘉琦)从河南老家也来到万县,15岁的哥哥为了生活还去了当地的生活书店当上小店员。

  不久,我们一家四口又继续顺江而上,1939年1月下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到那的第二天,在母亲朋友的介绍下,15岁的哥哥和9岁的我便来到回水沟参加了孩子剧团,我在武汉时就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母亲收拾了两套简单的行李,我们兄妹便来到了孩子剧团这个温暖友爱的大家庭里,成了其中的一员。当我穿上孩子剧团统一的藏青色制服,佩戴上写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孩子剧团”字样的孩子剧团胸章时,激动万分,这一身真精神!

  我们在孩子剧团的生活和工作

  孩子剧团像一块吸铁石深深地吸引着我。那时我虽然人小,但唱歌、跳舞、演戏、说快板、打连箫、演讲、慰问伤病员、教唱歌、当小指挥,我一样都没有少学。

  1939年3月29日,为了便于到不同地方巡回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孩子剧团分成两队奔赴川东、川南各县及乡镇。第一队顺长江东下,到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云阳、云安镇等县镇巡回宣传演出(第二次是沿嘉陵江北上合川、云门镇、武胜、南充、蓬安、南部、阆中、苍溪等县镇);第二队顺长江西上,到江津、白沙、合江、赤水、泸州、兰田坝、江安等县镇巡回宣传演出(第二次是到内江、成都、新津、彭山、眉山、峨眉、乐山、青神、五通桥、宜宾等县镇)。我和哥哥都被分配到了第一队。

  孩子剧团巡回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方针,把这些内容融入到许多演出剧目中,如《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仁丹胡子》《捉汉奸》《把孩子怎么办》《孩子们站起来》《复仇》《打鬼子去》《三勇士》《小三子》(三幕儿童剧)《死里求生》《抗战儿童》(四幕儿童剧)等,这些都是孩子剧团到各地经常演出的剧目,孩子剧团每到一地还要教小学生和当地老百姓学唱抗日歌曲,书写抗日标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当时信息闭塞的四川各地,我们这些演出和活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好得很哦!这是群众对孩子剧团最好的褒奖!为提高民众对抗战的认识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我记得第一队出发刚到长寿在一个破庙演出时就遇到一件事,小林(许翰如)是位华侨,他表演了一个黑人草裙舞,因为他跳得非常像黑人,观众热烈鼓掌,但唱词就不很准确,在我们帮他卸下满脸黑黑的油彩妆时来了一位观众,他非要见小林,因为猜不出是什么事,大家都很警惕紧张,只见这位观众见到小林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表演得太好啦!表达了我们海外华侨也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还说了许多热情的话,这下我们才舒了一口气。当我们来到丰都县住在适存女中附近时,女中的姐姐们对我们这么小的年龄就离开父母,出来做抗日宣传羡慕极了。我们每天要在街头做好几次宣传,没有麦克风仅凭嗓子喊叫,宣传讲解日寇暴行和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行动,激起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天下来累极了,经常晚上正睡得香甜,大同志忽然来叫醒我们说,空袭警报来啦!我常常是闭着眼睛穿衣裤,然后拉着别人的手就往城外山坡跑,日本的飞机一批批不停地在上空寻找到投弹目标后炸弹就下来了,还有可恨的汉奸给飞机指目标,我们真是愤怒极了。往往几小时过去警报才得以解除,趁天没有大亮又赶快溜下山回去忙着再睡一会儿,天亮了还有新任务。

  在四川各地巡回宣传演出,尤其是对只有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困难和艰苦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原中央乐团团长、当年孩子剧团歌咏指挥严良堃说:“我们这些团员的革命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每当演出结束,小团员就得打点行装准备出发去下一站。路途中太小的孩子经常还得大哥哥大姐姐们轮流地背着走,刚开始时哭鼻子噙着眼泪咬牙行军的事是常有的。但5个月以后,我们这群孩子最多时在南部、阆中山区一天步行90里路也做到了,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啊。

  我在孩子剧团排的第一个戏是《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在戏里扮演“小罗”;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由于日本飞机不断地轰炸重庆,怎样听警报、怎样躲警报也成为在孩子剧团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孩子剧团里互相帮助学习是我最难忘的。严良堃比起我们小同志也大不了几岁,但他音乐知识特别丰富。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操练,严良堃站在队伍前面领导每天早晨的练音:“1351——”,“2462——”他一面示范,一面叫大家跟着唱,错了即时纠正一点也不含糊。那时我们唱歌是没有乐器的,连定音器也少见,但他对音调高低的记忆很准,只要记准C调1(多)的声音,其它调子也就很快推断出来,或者用口琴来找调子。我们习惯了这种定音方法,唱歌照样唱得很准。

  1940年,我们一队在嘉陵江上游一带做抗日宣传工作,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传到大后方来了。虽然我们一队只有三十多人,但大家都很想唱。严良堃挑了大家能唱的歌先排练起来。由于我们年龄小音域不宽,唱《黄河大合唱》的困难的确不少,他想了许多办法带领大家学唱。团员陈在川会拉二胡,他就让陈在川用二胡伴奏《河边对口曲》,唱起来又好听又有味效果很好。大家越唱越起劲。

  为了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队里让严良堃辅导大家乐理、和声、作曲等。记得在重庆市郊马家湾的后山坡上有一片绿色的竹林,就是我们音乐组的教室。每人带上一个小本子席地而坐。教记谱时他一句句地哼,我们就边哼边记。竹林里有一种小而黑的“麦麦蚊”,把我们的腿叮得又红又肿,记谱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完了才感到痒得难熬。在有一期《抗战儿童》杂志上登了一首歌词:“村前流水长,村后青山高。牛壮羊儿肥,庄稼收成好……”严良堃鼓励我和张鸿眉各谱一首,他又指导我们把第三段变成二重唱。后来我们不但表演过这首歌,还在《抗战儿童》上发表过谱了曲的这首歌。他还培养我们小同志当小指挥,在四川南充县开歌咏会时,凡是孩子剧团唱的歌,指挥都换着来,大家轮流着上,早晨练音也要我们轮流指挥。这样无论走到哪里,若是需要分两地同时进行街头宣传,我们这些小指挥个个都能担当起来。

  现在弹钢琴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可是过去我们音乐小组的同志每到一地,若是见到风琴或钢琴,大家就会争着去学。这时,严良堃就把要学琴的人排好时间轮流去练习。不过他有偏心眼,大同志练习时间要比我们小同志长些,我们不服气一齐找他吵,要他增加时间。可是有些县城什么琴也没有,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就给我们出主意,给大家用纸画出一排钢琴琴键,有黑键和白键,和真的一样。这样只要有空,大家就把纸钢琴键拿出来放在道具箱上练起指法和曲子。虽然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小时候弹过的“拜耳”谱子,至今还能记住几条。十年动乱中清理“四旧”时,我怎么也舍不得把谱子烧掉,到现在还保存着。

  难忘的外借演出经历和收获

  1941年开始,重庆的文化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孩子剧团的一些团员相继被借到多个文艺演出团体去演出。我曾先后几次被借到中国电影剧团、中华剧艺社、中国电影制片厂等演话剧、拍电影。孩子剧团对借出去的人管理很严格,要求剧团成员遵守对方的纪律,不要忘了孩子剧团的好作风,回团后要汇报,还要带回所借剧团给的鉴定信。

  记得我在参加马彦祥导演的《夜上海》的拍摄时,戏里我有段哭戏,著名演员吴茵就教我怎样去哭,还让我在后场候演时对着镜子哭,自己看效果找感觉。由苏怡导演的电影《青年中国》,借了孩子剧团的周令芳、陈海根、周国魂和我做小演员。拍电影不像排话剧,不论内景、外景要分别拍完再剪接,尤其是拍外景要等天气晴朗,那时又没有天气预报,一大早剧务主任就出去看天色,他认为天气不错,就叫大家马上化妆,但有时天不如人意,刚晴一会儿马上阴云来了又得等。我们小演员淘气,有时等到喊开拍时一看我们化好的妆好多都花了,赶快让化妆师又来给我们补妆。有一次,拍一个有水库的外景,戏里还有日本飞机扔炸弹的镜头,最后花了半个月才拍成。著名演员白杨演一位宣传队员,有一段戏是在搭台上表演《阿侬曲》,要自唱自跳,这段戏拍了好几遍,当时条件差,不是灯光不行就是录音效果不行。看到白杨一遍又一遍毫无怨言地表演着,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个年代演员的表演和台词是一次合成,全靠演员的基本功,不像现在可以后期配音或让别人替唱。

  在参加中华剧社由石凌鹤导演的话剧《战斗的女性》演出时,我有幸与秦怡、舒绣文、李健、杨薇、陈璐、耿震、李纬、刘郁民等演员一同演出。剧中有个情节我记忆比较深,李纬在剧中扮演我的哥哥,只有12岁的我在戏里有个吃鸡大腿的情节,演出前李纬都会悄悄对我说:到时你就少啃两口啊,留给我也吃点。于是听话的我每次都只在台上摆出啃鸡大腿的样子,最后把整只鸡大腿都留下来了……我和张素玉还参加过由应云卫导演的话剧《屈原》和《天国春秋》在北碚的几次演出。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屈原》由著名演员金山扮演屈原,虽然时隔70多年,但他的表演使我至今难忘。其中有一场戏是屈原被放逐期间,剧作以“雷电颂”表达屈原的思想感情,全场由屈原一人朗诵,小提琴家和音乐家马思聪指挥乐队使音乐和诗词达到交融境界,也成为该剧的高潮,每次观众都报以最热烈掌声。这场戏演下来金山大汗淋漓衣服湿透。据说后来演《屈原》时多把这场戏跳开,因为太难演了。这些外借演出经历在我幼小心灵记忆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在演出中那些演员一切为了演出,注重演技,珍惜每一次演出机会,对待表演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佩服并始终学习着。虽然我没有从事文艺工作,但后来都用在了我的业余合唱排练、舞蹈、歌咏、指挥、话剧、导演、演出中。

  由于在这期间看的话剧较多,感受到了话剧的巨大魅力,从此我把看话剧当成一种莫大的享受。话剧在两小时里要把40集电视剧的剧情表现出来,这就是话剧的魅力。话剧演员排练完演出一个剧目,无论演出多少场重复多少次,都要把每一次当作第一次来对待,以饱满的热情表演自己扮演的角色,语言、肢体、动作、声音的穿透力全靠演员自己发挥,无人能帮你或给你做替身。我还记得重庆的观众称白杨、秦怡、张瑞芳、舒绣文为“四大名旦”,她们都是从话剧舞台走向银屏的明星,靠的是真功夫啊。

  一家四口都在孩子剧团

  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学习,1939年8月间,还派许多位专家定期和不定期来指导和培训小团员,母亲还是专家成员之一。又委派母亲丁月秋等三位女同志作为孩子剧团生活助理员,帮助组织学习和照料团员日常生活。妹妹尚嘉兰也在母亲的背上成为“小小团员”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家老少四口都在孩子剧团里,这在孩子剧团的历史里是没有的。

  孩子剧团的团员称母亲为丁妈妈,丁妈妈有“卫生专家”的美称。那时每名团员每月有15元的生活费,在丁妈妈的精心策划下,生活总是安排得丰富周到,丁妈妈给孩子们介绍许多蔬菜的营养价值,并经常买回来些维生素含量高的蔬菜做给孩子们吃,以调剂饮食结构,防止营养不良。一段时间重庆出现疟疾等流行病,丁妈妈把之前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开设了卫生知识讲座,传授卫生知识,她把霍乱、赤病、伤寒、疟疾比作几种颜色的老虎进行授课。由于上课时讲得生动、有趣,教室里总是静悄悄的,几十双眼睛追踪着丁妈妈的眼、手转,倾听着她那生动温和、娓娓道来的声音。因为有了丁妈妈的关注和团里一系列的防范措施,那段时间发生在重庆的流行病在孩子剧团都没有发生。孩子剧团排练石凌鹤先生编写的大型儿童话剧《乐园进行曲》时,丁妈妈还在其中扮演一个保育院长的角色,这个剧在当时的重庆反响很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组织上安排一些同志先行转移,母亲也在其中,虽然依依不舍但又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她怀着留念心情离开孩子剧团,回到了家乡昆明。

  憾别孩子剧团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离渝赴香港、延安等地,中共南方局为了保存实力指示孩子剧团暂时撤离,待有条件时再集中,孩子剧团面临解散。孩子剧团1942年9月正式解散,大同志们很多去了延安,而我们几个小同志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下一步不论去做什么都很难!当时我们的驻地土主场小学校长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送了我们几张他们的小学毕业证书。大同志在为我填写名字时问我怎么写,我想,因为我当时在大人剧团多次参加过演出,当时演出前张贴海报时所有演员排名均以姓氏笔画为序,所以我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个,很打眼,而且我觉得丁莉莉的名字有些显得“小”,经过孩子剧团的洗礼我已经长大了啊!所以就填写了“丁静”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几十年后老战友聚会,他们仍亲切地叫我“莉莉”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个快乐战斗的集体啊!孩子剧团的成长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使我们得到锻炼成长,郭沫若同志派了音乐家光未然、赵沨、赵启海,戏剧家洪深、田汉、石凌鹤,舞蹈家吴晓邦、钱枫来团指导教学讲课,因此我们进步很快。我从音乐、戏剧、舞蹈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受益匪浅。我向往着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四川合川戏剧学校,但是由于年龄和学历不够,只能由孩子剧团大同志补习文化课,考上了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师范附属中学。尚嘉琦哥哥自小喜爱读书,之前还经常给孩子剧团的小同志上文化课,后考取了重庆国立工校。直到1944年,由于母亲筹得回昆明的路费,我和哥哥才回到昆明生活。哥哥学习努力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我也考上了云南大学附中继续读书。

  我的一生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离不开以文艺为武器。孩子剧团给我们奠定了人生之路,我要坚定地跟党走,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为参加孩子剧团,给我带来了终身的荣耀,我因此还在2015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崇高的荣誉是我一生的骄傲!

  孩子剧团永远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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